作为复媒体情况的社交媒体：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平台分派与文化适应 董晨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成长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依然，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流传学院硕士研究生。

段采薏，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流传学院硕士研究生。按照世界经济互助与成长组织统计，在所有经合组织国度吸收的留学生中，来自亚洲的学生数量最为复杂，个中，来自中国的学生数量又居于亚洲国度之首（OECD，2018）。

跨国流动学生来到异国他乡之后，一方面，他们可能盼望得到独立于怙恃的糊口，在本地成立新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文化适应等问题，需要来自母国亲密关系的感情和物质支持（Ellison，Lampe & Steinfield，2010）。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访谈方法，考查在中国留学生群体如何通过差别社交媒体平台的分派性使用，来维系和成长这种多元社交关系。一 留学生群体的多元社交关系 在既有研究文献中，留学生群体的多元社交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维度：母国的家人和伴侣、留学国的外国人、留学国的同国籍群体（co-national）。

第一，对于留学生群体而言，社交媒体打破了时间和地理上的阻碍，让他们与母国的家人、伴侣实现一种“缺席共在”；第二，留学生群体还可能通过社交媒体与本地人成立和维系社交关系，这有助于留学生群体适该当地社会与文化；第三，留学生群体在社交媒体上接洽精密的另一个对象，是他们在本地结识的同国籍群体。一方面，同国籍群体间使用沟通的语言，具备沟通的文化配景，可以互相确认并掩护根于母国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他们还能互相互换、分享关于本地文化的信息和资源，并相互陪伴、提供娱乐性、功效性的支持（Major，2005）。二 多元社交关系的平台分派 近些年来，已有一些研究采纳了平台对比的方式考查用户的社交媒体使用（Chib，Malik，Aricat & Kadir，2014）。

这一研究计谋强调在更为整体性的层面理解用户的使用方式，将差别社交媒体平台整合性地理解为一种复媒体情况（polymedia environment）。在复媒体情况中，用户会定位差别媒体的感情间隔，同时匹配与之相对应的社交关系，换言之，用户为差别媒体的使用方式举行差异化定位（Gershon，2010）。这一视角在实证研究中已经获得验证。

用户通过不停地比力和调解，最终将差别的社交关系分派进差别的社交媒体中，并赋予它们差别的使用功效和感情间隔。再进一步讲，用户将多元社交关系分派在差别的社交媒体之中，因此也发生了一种“摇摆”式的使用计谋，亦即Tandoc等人（2018）以复媒体理论为基础提出的“平台摇摆”（Platform swinging）这一观点。

这一观点意指用户“不停在多个社交平台举行轮转的使用行为”。其意义在于提醒研究者，用户的需求满意并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通过社交媒体的使用来完成的，更是通过差别社交媒体之间的“摇摆”来完成的。通过复媒体情况中的平台摇摆，用户将差别类型的社会关系分派到差别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中，通过“社交割断”的方式完成“社会联络”。

这样一来，用户便可以在差别社交媒体平台中，面临差别的社交关系，采纳极具可塑性的印象办理计谋——这本质上再起了Erving Goffman意义上的“区隔受众”观点（戈夫曼，1959/2016：116）。展开全文 基于“复媒体”与“平台摇摆”这两个具有理论持续性意义的观点，本研究旨在考查中国留学生群体如何将本身主要社会关系“分派”到差别的社交媒体之中。不外，这并不料味着，在通过社交媒体举行关系维系和成长时，使用者会拥有同样的分派计谋。

这种使用者之间的分歧也表现在既有研究之中，比方Gershon（2010：18）发明，差别代际之间对于电子邮件的使用方式出现出巨大的分歧。详细到本研究存眷的留学生群体，Nada和Araújo（2017）考查了在葡萄牙留学的外国粹生，提取出十二种留学履历的叙事，认为并不存在所谓“典型”的留学生这一观点。这些研究间接或直接表白，出于差别的留学念头和留学履历，留学生对社交媒体的分派和使用方式可能存在差异。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问题： RQ1：在复媒体情况中，留学生群体如何定位差别社交媒体的使用方式？其分派计谋在留学生群体内部存在奈何的差异性？ 三 社交媒体与文化适应 相对于静态视角而言，留学生群体在新社会情况中的“文化适应”却是一个动态的“自我重组”历程。相应，既有研究也较多接头了流传媒体对于留学生文化适应可能发生的影响（Kim，1988；Cemalcilar，Falbo & Stapleton，2005；Li & Tsai，2014）。然而，这些研究多以量化的问卷观察为基础，可能存在一种因果解释层面的偏差——当我们在存眷社交媒体使用会如何影响留学生的文化适应时，是否忽略了文化适应历程中的自我身份定位同样可以影响他们的社交媒体使用？对于第二种可能性，我们可以在“糊口变迁”（life transitions）这一研究范畴寻找到一些间接证据。比方，既有研究证明，重要的糊口变迁会对人们的社交媒体使用发生影响，比方人生差别阶段（Matassi，Boczkowski & Mitchelstein，2019）、与情侣分手后（Haimson，Andalibi，De Choudhury & Hayes，2018）、亲人逝世后（Brubaker，Hayes & Dourish，2013）、孩子出生后（De Choudhury，Counts & Horvitz，2013）等。

因此，当我们聚焦到留学生群体中时，一个尚未被清晰梳理的问题便是： RQ2：糊口变迁如何影响留学生群体对社交媒体的分派性使用？ 四 研究方法 深度访谈方法被遍及应用于跨国流动群体的研究之中，主要原因在于这种方法可以从被访者的小我私家视角出发，来审视跨国流动群体的糊口际遇，进而得到越发深条理的理解和洞察（Peng，2016）。本研究对20名正在外洋留学、或有过外洋留学履历的中国粹生举行60-90分钟的半布局深度访谈（见表1）。访谈自2019年1月开始，至2019年7月竣事。受访者首先包括与研究者本人具有面识关系的8位留学生。

之后，研究者再通过互联网招募另外12位被访者，以制止面识关系对研究结论发生扭曲性影响。互联网招募途径包括微博、和公家号，以制止因为被访者集中来自某一个社交媒体可能会对研究结论发生的影响。

访谈问题主要被分为两部门。第一部门主要涉及被访者的根基留学环境，个中包括被访者的留学念头、日常糊口、学业压力、人际关系，以及对留学国社会文化的认知与立场。第二部门主要涉及被访者的社交媒体使用计谋，个中又被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出国前在海内使用哪些社交媒体，二是出国之后对社交媒体使用的计谋调解，三是在留学的历程中，又举行了哪些调解。假如被访者已经回国，则会增加第四个阶段，即询问回国后的社交媒体使用计谋。

访谈竣事后，三位研究者独立阅读访谈逐字稿，使用Nvivo12辅助举行阐发，提取个中浮现的主题线索。之后，研究者再对相互的结论举行对比，在须要时通过重读与接头形成共鸣，并以此最终形成本研究结论。

五 结论一：自我计谋与平台分派 本研究被访者均将母国伴侣关系和同国籍群体安顿在微信、微博等中国本土社交媒体平台之中，而将本地外国人安顿在Facebook、Instagram等留学国主流社交媒体之中。虽然亦可能偶然有“越界”现象产生，但正如受访者S8所言：“只要是中国人就会加微信，假如你们加了微信，然后你在Facebook看到他了，这时候也会发一个挚友邀请，可是我们从来不在Facebook上去找对方谈天，就会以为，微信上就很好。” 换言之，对于中国留学生群体而言，作为社交平台的微信蕴含一种清晰的文化界限。微信的意义不仅通过交流实践的“必定方式”来实现，同时也是通过“两其中国人谈天，干嘛要用Facebook”（S9）这样的“否认方式”来实现。

借助这样的差异化处置惩罚，留学生群体完成了对差别社交平台的观众断绝（gating audience）（Marwick & Boyd，2011）。不外，这种相对平整的观众区隔并不料味着，留学生群体对这两组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自我披露水平以及感情间隔是沟通的。基于自我身份在母国文化与留学国文化之间的拉扯，本研究从被访者中提取三种差别导向的留学生——东西型留学、体验型留学、融入型留学，并摸索他们在社交媒体使用中差别的分派倾向（见表2）。

这种分类方式亦回应、验证和成长了既有研究结论（Berry，1997；寸得杏，2010）。（一）东西型留学生 东西型留学生仅将留学作为一种晋升自我教育程度、为将来职场成长增加筹码的东西，其打算留学时间往往较短，并往往打算在留学竣事之后连忙返回中国事情。虽然因为时差、留学糊口繁忙等原因，东西型留学生的微信使用频率可能会降低，不外，使用者对微信的感情投入却获得了赔偿性增长，这首先体现在详细的亲密关系之中。

与Peng（2016）的研究结论雷同，本研究发明东西型留学生倾向于通过微信，与母国的亲人、伴侣举行强烈的、亲密的、感情导向的交流，以得到归属感和感情依附。其次，从更抽象的角度来看，微信更被赋予了浓重的民族身份。换言之，微信自己即成为了一种“讯息”，代表着“故国和家”（Zhou，Wen，Tang & DiSalvo，2017）。受访者S9描述说：“微信像救命稻草的感受，你可以顿时接洽到你熟悉的人。

它是我去获取宁静感的一个处所，对我来说很是重要。假如没有微信的话，我可能会酿成一个日本人。

” 除去获取社会支持和感情联络之外，海内社交媒体也成为了东西型留学生举行自我披露的前言。固然，即便在海内社交媒体内部也存在着明明的细分式使用。

比方，微信往往被用于选择性展示本身的留学糊口、见闻和感觉；微博常常被当成一种半公然的私人日记，随时随地吐露心中事，而非依照平台所勉励的“随时随地分享新鲜事”。若使用者对微博中的受众有所挂念，往往还会启用新的社交媒体。受访者S6描述了这种区分性使用：“我把微博当成垃圾桶，吐露些欠好的情绪，或者有什么出格开心的事，又不知道跟谁分享的时候，就是有点像半公然的日记本......可是微博还不敷私密......你就只能找了一个更私密的处所，于是我开始使用，哪里完全是我的精力角落。

”之所以选择中国社交媒体而非海外社交媒体作为“精力角落”，一方面是成本问题，比方受访者S6自己就是用户，平时会看广播和小组，“不消新开一个平台这么贫苦”；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对于东西型留学生而言，海内媒体提供了足够的文化和感情的亲近性。正如S11所言：“虽然是树洞，但还是会期待偶然有可能被生疏人看到，不然就和本身写备忘录没什么区别了。

假如在外洋社交媒体公布动静，就以为会石沉大海，底子没有人会懂。” 比拟海内社交媒体，东西型留学生对于外洋社交媒体的使用明明突出功效价值，自我披露和感情卷入水平均较低。有趣的是，在谈论社交媒体使用时，东西型留学生常常会采纳对比的方式，比方在解释本身对Facebook的理解时提到微信、解释Twitter时提到微博，但他们对这两套社交媒体的使用却采纳了完全差别的计谋。

虽然Twitter与微博在技能可供性方面有较大相似度，但东西型留学生在Twitter上少少举行自我披露，甚至少少被人存眷，更不会以“准日记”的方式使用Twitter。在这种环境下，与Kwak等人（2010）的发明相似，Twitter名为社交媒体，但实际上往往仅作为信息媒体举行使用。比拟之下，Facebook常常被用于小组功课接头、组织校园勾当，虽然可能会越发贴近“社交”，不外，受访者S10却出格强调了它与微信伴侣圈的区别：“假如我想发一些比力思乡的工具，好比想念海内的暖锅、想家这样子的内容，我只会发在微信（伴侣圈）上，不会发在Facebook上，因为哪里有我的老师，我以为这些还是不要让他知道比力好。

在Facebook上，我体现出的样子就是不太盼望回国，以为英国挺好的，本地文化体验一下也挺好的，并不是很想回家。” 除此之外，在使用计谋方面，被访的东西型留学生在谈论Facebook、Instagram和Twitter时常常会使用“备胎”“添加剂”等修辞。这说明比拟海内社交媒体，外洋社交媒体仅仅是他们的第二选择，或者是在海内社交媒体呈现真空期时，本身与外界社交关系举行打仗的权宜之计。

正如受访者S11所讲：“微信会占据绝大部门的时间，假如微信上没有什么新动静，我可能就会把这些时间分派给Facebook。Facebook就像一个小的‘添加剂’一样，不会引起糊口太大的波涛。

” （二）融入型留学生 本研究界说的融入型留学生虽然认同留学国文化、对留学国文化有较强盼望和归属，而且往往更倾向于结业后留在外洋，却并纷歧定会对母国文化全然“丢弃”。融入型留学生往往在出国前就确立了本身对地点国文化的向往，因此，文化融入历程和配合乐趣可能会促使融入型留学生认同本地文化，对母国文化的归属感也往往会被部门移植到新的文化泥土之上。

与东西型留学生相反，融入型留学生更有可能在本地社交媒体中“入乡随俗”，以致将社交媒体视为理解本地青年文化的重要途径。“假如我听到一个本身接不到的梗，我就去Reddit查一下，好比LOL什么意思。”（S12）。同时，融入型留学生在社交媒体平台选择和分派的历程中会更多思量本地的文化习惯、在平台使用中投入更多感情、举行更多的自我披露，也会举行越发细分化的使用，这与东西型留学生恰恰相反。

正如受访者S8所言： Facebook就是我一个很formal（正式）的social media（社交媒体），就是我在上面会加我的美国传授；Twitter就越发professional（职业化），我在上面会写我的研究偏向，和这个范畴的scholar（学者）举行互动；与同学交流更多就会用Snapchat，因为Facebook此刻对美国年青人来讲，就以为‘Only grandpa uses Facebook’（只有暮年人会用Facebook）；Instagram也是同学多一些，因为Instagram就有story（故事）功效嘛，你发了你的story（故事）以后，那些伴侣会看到，可以给你点赞，可以给你评论。个中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融入型留学生如那边理本身与同国籍群体之间的关系。融入型留学生在处置惩罚这类关系时最为审慎。

他们很清楚同国籍群体可觉得他们带来的益处，因此可能会挑选性地介入华人社群组织的勾当，但同时也对这种“文化筒仓” （cultural silo）（Brown，2009）布满警惕，甚至会因此排斥在本地社交媒体上过多与同国籍群体来往。比方受访者S13认为：“我很是不想交海内或者是懂得说中文的同学的，因为我情愿可能放本身在一个布满英语的情况里......我此刻逐步融入了可能算是西方的文化，所以没有出格多中国伴侣在（Facebook）上面。

” 比拟本地社交媒体的使用，融入型留学生对海内社交媒体的使用普遍降低，亦没有东西型留学生那样，试图通过微信寻求赔偿性的感情支持。在这种语境中，海内社交媒体更多的走向了“候补席”，自我披露水平与感情卷入意愿也会随之下降。根据受访者S14的说法，她更倾向于通过Instagram来“记载糊口、形成互动”，以致得到社交快感；本身偶然更新微信伴侣圈，只是为了“保持还在世的状态”。

实际上，融入型留学生普遍认可本身与海内伴侣的交流频率明明降低，S12认为主要原因是“越来越没有配合语言”，即便接洽“也只能叙叙旧”。更为有趣的是，融入型留学生往往还会通过海内社交媒体对家人举行“文化反哺”，即通过向家人先容留学国文化，但愿得到承认，进而让本身在两种文化中实现更好的“均衡”。

正如受访者S2所言： 我在美国看到一些高质量的文章，就会发（给家人看）......厥后我妈就很是理解我，也不太去约束我去做什么。好比说，我在旧金山看到一个LGBT大游行，全部都是在一个大park（公园）内里，就是抽大麻，我直接和我妈视频，我妈看了很正常，她说你离他远点行了，就我妈也没有surprised（很惊讶）。她已经酿成就是......take it normally（视若泛泛）。

（三）体验型留学生 体验型留学生将留学自己视为一种体验多元文化、开阔视野的人生履历。一方面，他们但愿相识地点国的社会文化，与本地人举行交流；另一方面，则对文化融入既不抱但愿，亦无足够动力。在本研究的被访者中，体验型留学生在外洋逗留时间往往较短，个中又以短期互换生为主。

体验型留学生倾向于将对象国的文化比喻为“菜肴”。正如受访者S3所说：“有时机我就看看，没时机就算了......因为时间不长，什么都想尝尝，就跟品菜一样，可是实话实说应该没有出格深入的。”这种“品菜”式的文化打仗计谋，同样反应在对本地社交媒体的摸索之中。

受访者S7暗示： 来美国后我用了一些新的社交媒体，就是Facebook、Instagram、messenger、WhatsApp、yelp、Snapchat，但我就是只是下载。Messenger小组功课接头会用，Instagram就是存眷了一些它推荐给我的那种名人，然后WhatsApp我此刻我只是注册了，可是没怎么用过，另有Snapchat，我就是好奇，然后就注册了一个，也没有用过。并且我真的是抱着一种我要摸索一下这儿的社交媒体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下的。

因为对文化融入的期待值较低，体验型留学生对于文化身份的焦急亦不明明。他们更愿意将感觉到的文化打击视为一种新鲜体验。比拟文化融入，他们更但愿在留学期间可以或许“至少交个伴侣”，虽然这样“恐怕也很难”（S7）。不外，一旦在留学地交到伴侣，他们往往会投入较多的感情，甚至在回国之后，仍然会通过社交媒体保持接洽。

受访者S4到场了一所奥地利大学的互换项目，学校为中国粹生匹配了“一对一”的学伴，这让她与一位叫Shirley的奥地利学生成为为伴侣。在互换项目竣事之后，她们还会通过Facebook保持接洽，有时候还会聊许多相互的现状。比方“之后Shirley的怙恃要到中国来，我也会为他们调解一下我的日程，会为此告假啊什么的。

就是假如我以为这个伴侣她也有这个意愿，愿意和我继续往下做伴侣，那我也会愿意和她继续来往，是很纷歧样的一个别验。” 对于体验型留学生而言，摸索本地社交媒体往往被视为举行文化打仗的一种方式。

因此，在使用的优先级方面，海内社交媒体仍旧会占据他们更多时间。正如受访者S15所讲，假如“此刻我有两个选择，微信和KakaoTalk，那我一定会选择用微信。因为我还是比力习惯微信的生态和一些糊口方式。

另一方面，假如是和中国同学举行小组接头，我固然没须要用一个韩国的软件......假如我在微信上找不到他们了，我可能再会去KakaoTalk上面找”。在海内社交关系层面，体验型留学生另一个奇特之处在于，在于这种相隔异地的空间间隔，更容易让他们去反思海内的社交关系，尤其是与怙恃的相处之道。这在东西型留学生群体中体现得并不明明，可能是因为体验型留学生更会将本身的留学履历视为一种体验和发展。受访者S7暗示“在海内可能不会（对怙恃）埋没本身的情绪”，但在外洋，“我可能第一次以为，本身长大了，这样不太好”。

相仿，受访者S4认为在外洋互换的一个学期，对她人生最大的改变，是但愿结业后留在怙恃身边：“出国之前，他们还是但愿我找一个不变的事情，可能以为老师、公事员会比力好。可是我其时真的很生气，我就想说为什么我的将来要听你们的？我要本身把握。可是从外洋回来之后，此刻反而我想有一个不变一点的事情。尤其是尽量离他们近一些。

我爸很是惊讶，他以为我有了一种转变。” 六 结论二：糊口变迁与平台分派 本研究将留学生的社交媒体分派性使用，更多视为一种履历“糊口变迁”之后，自我身份调适的成果。相应，访谈数据从三个条理佐证了这一概念。

从第一个条理来讲，留学生在早期身份转换中的计谋，往往在出国留学之前已经发生萌芽。换言之，留学生会对即将开始的留学糊口怀有既按期待，这种期待又会进一步影响他们对于社交媒体的分派性使用计谋。

正如前文所述，留学生群体中包罗了东西型、融入型与体验型三种差别倾向的自我身份，差别的自我身份会进一步影响他们对本地社交媒体的使用计谋毕竟是感情型的、还是功效型的；是粗放型的、还是细分型的。从第二个条理来讲，三种倾向的自我身份之间也可能是流动的。

在留学历程之中，留学生可能会在三种差别的自我身份类型之间举行转换，继而影响他们对社交媒体的分派性使用。不外，这种身份类型转换的源动力，往往并不来自社交媒体，而来自现实糊口的变迁。受访者S16在讲述本身的留学履历时，提到了从东西型到融入型的自我身份转变。

对他而言，在留学初期，“也像大大都中国留学生一样，就混在中国人的圈子内里，真正跟外国人交流，其实也就是去超市买个工具或者是怎么样，其实交流很少”。不外，出于对排球的喜好，以及为了打发空闲时间，他插手了本地的排球俱乐部。在交流中“逐渐认识了一些本地伴侣，也对澳大利亚的社会与文化发生了乐趣”。

因为介入俱乐部打球勾当都需要通过Facebook报名，他注册了这个社交媒体。而且，跟着通过打球认识的本地伴侣越来越多，他也愈加频繁地使用Facebook和球友举行日常互动和交流，“不自觉地就越用越多”。

在他看来，“社交媒体的变化就是随着伴侣圈子的变化走”。比拟之下，受访者S15是从体验型转向东西型留学生的典型案例。他之所以选择韩国作为留学目的地，很大水平上是出于对韩国文化的爱慕。初到韩国时，他“体验了许多本地美食、娱乐，另有很纷歧样的糊口方式”。

但当新鲜感逐步褪去，加之“糊口中碰到一些不开心的事”，他对韩国文化发生失望，一心只为竣事学业，尽快回国。这一转变同样折射在他社交媒体的使用上。初到韩国时，他体验了许多韩国本地的主流社交媒体，也添加了一些本地挚友。

不外，跟着自我身份的转变，这些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明明降低，“KakaoTalk是没得选了才用”，Facebook和Instagram险些不再更新，因为“那些外国伴侣看不看到我的状态都无所谓”。相较之下，微信、微博的使用频率甚至比在海内时还高。从第三个条理来讲，当留学生留学竣事选择回国后，他们对社交媒体的使用计谋很可能又会发生变化。

这一点在东西型留学生身上尤其明明。在关系层面，留学竣事意味着他们不再需要通过Facebook等社交媒体继续与同学、传授等本地社交关系举行相同；在信息层面，东西型留学生对产生在本地的新闻也不再有任何需求和乐趣。对此，受访者S6提供了一种有意思的视角： （回国之后）Facebook就不消了，彻底不看了。

其实这也很正常，我们在差别的人生阶段，会使用差别的社交媒体来满意需求。就像很多多少中小学生喜欢用QQ，我以为是因为他们的阶段和我在初高中是一样的，他们需要QQ游戏或者是QQ空间，让大家去社交。

上了大学之后，伴侣圈变了，许多人就不再使用QQ空间了。这三个层面的发明印证了本文的焦点概念之一——社交媒体使用诚然会帮忙留学生维系和成长本地关系，不外，这一视角可能遮蔽了糊口际遇对社交媒体使用的反向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在自我身份、文化适应和社交媒体分派性使用之间，搭建出一种有别于既有研究的三角关系，同时需要思量到糊口际遇变迁所饰演的重要感化（见图1）：其一，留学生的自我身份，在很大水平上影响了他们如何分派性地使用海内、外洋两套社交媒体系统；其二，社交媒体的分派性使用会影响他们的文化融入水平。

融入型使用可能进一步有助于文化融入，东西型使用则可能进一步发生“数字断绝”（Peng，2016）；其三，文化融入水平的改变可能会反过来，对既有的自我身份认同发生影响。七 余论 本研究在理论层面提供了两项开导：首先，本研究将“复媒体”引入对留学生社交媒体使用的考查之中，这种视角表现了人类学的整体性意义，不仅弥补了考查单一社交媒体所可能造成的单方面性理解，还可以在社交媒体之间成立某种认知关联。正如本研究所发明的那样，当留学生第一次打仗本地的社交媒体时，常常会采纳“再中介化”的方式来理解它们，比方在解释本身对Facebook的理解时提到微信、解释Twitter时提到微博。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进一步发明，这种再中介化与留学生自我身份的重塑相关。

比方，对于东西型留学生而言，他们的自我身份不仅表现在对于微信、微博的“感情性使用”之中和对于Facebook、Twitter的“功效性使用”之中，更是通过微信、微博和Facebook、Twitter彼此之间的区分、排序来确认的。其次，本研究将“糊口变迁”引入到对留学生社交媒体使用的考查之中，并借此反思社交媒体使用与文化适应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这部门弥补了复媒体研究视角过于静态的缺陷。另一方面，这也呼应了Morley（2007：200）所讲的“在我们的阐发框架中将媒体去中心化”这一理念。

相仿，Moores（2012：108）对此评论说：“一种常见的误解便是，媒体研究仅仅是关于‘研究媒体’的。”研究者对媒体的存眷，首先应该将媒体嵌入日常糊口之中，寻找媒体使用背后的社会历程，因此应该勉励一种“去媒体中心的媒体研究”（non-media-centric media studies）。正是基于这种思路，我们对既有研究中的因果关系推定举行了批判性反思。

诚然，本研究亦存在不足之处。首先，为了表现样本多元性，我们收集了来自六个国度留学生的访谈案例，因而没能举行更具情境性的调查。换言之，针对某一留学目的地的社会、文化等因素做出深入分解，也就成了本研究力所不能及之事；第二，本研究遵循“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原则举行质化抽样，但比拟中国留学生的复杂数量，20名留学生的研究样本仍显得十分有限。

以上种种不足之处，亦可以成为后续研究的出力点。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7期。本期执编 / 彤昕 您还可会见《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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